王力晚年是竭力投靠和讨好邓小平的人，连他都站出来替康生辩护，用大量事实证明康生是大公无私的人，可见当时邓小平谣言公司造谣造到了何等荒谬程度。
1976年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时，其中主要一条，就是揭露邓小平是谣言公司总经理，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谣言公司总经理这个帽子，是恰如其分、符合实际的。
现在看来，邓小平千不该万不改，最不该做的就是突破政治斗争的伦理底线，放纵用谣言特别是用下流谣言来对付政敌，把江青、康生、王洪文等人妖魔化为腐化分子，现在随着历史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人们才知道了江青的廉洁是那么感人，康生是那么大公无私，唯一被揭发出有腐败问题的王洪文的唯一腐败行为，也只是用半价购买人民大会堂宴会喝剩的茅台。一个堂堂党中央副主席，用半价购买别人喝剩的茅台，这就是三十多年来能够落实的不是谣言的“四人帮”唯一腐败行为。
虽然历史逐渐恢复了真相，但是国家却付出了巨大代价，就是整个社会都丧失了伦理底线，为了一己之利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无一物不造假，无一食没有毒，无一人可相信，无一语是真话……结果就是邓小平一个人赢了，整个中华民族却输了，输掉了5000年的辉煌文明，输掉了人类的基本道义，输掉了做人的基本伦理，输掉了起码的民族尊严。这就是邓小平跨越伦理底线的巨大历史后果。
当年国共两党杀得天昏地暗，都没有采用这种下流手段妖魔化对方领导人，所维护的就是中华民族的伦理底线。可是从邓小平之后，中国就再也没有了任何底线，所有天理人伦，都可以毫不犹豫地踩在脚下。每个人都这样做，最后受害的就是大家。唯一的出路，就是恢复人类社会的基本底线，绝不能用谣言特别是下流谣言来对付政敌，绝不能为一己之利违背天理人伦。中国社会的丛林化和兽性化，是从丧尽天良开始的，所以只能依靠恢复人类的基本良知来解决，此外不可能有任何出路。
王力为讨好邓小平，编造了许多关于毛泽东和文革的谣言，这些谣言甚至被中央文献研究室写进了《毛泽东传》，但是王力毕竟天良未泯，在康生问题上讲了真话，指出康生把自己毕生购买的文物，临终前全部无偿献给了国家。与邓小平对家产的处理形成了巨大反差。
在人类历史上，像邓小平这样赢得如此轻松如此省力的政治家，可谓是前所未有，一个都不曾出现过。以至于《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为了增加邓小平夺取政权的困难，不得不编造了大量“正面谣言”，比如说他们是赶在“四人帮”动手之前抢先一步粉碎了“四人帮”等等。而邓小平之所以能够赢得如此轻松，所依靠的主要就是谣言。不仅生前夺取政权依靠的是谣言，死后解释自己夺权合法性的仍然是谣言。整个社会正是看到了造谣的巨大功效，才掀起了覆盖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史无前例的造假运动。
所以，要恢复社会的基本诚信和良好环境，就必须首先恢复社会的政治伦理，政治伦理决定社会伦理，政治道德决定社会道德，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恢复了，社会伦理和社会道德自然就会恢复。社会的主体老百姓是最讲道德和诚信的人，中国老百姓更是最讲道德和诚信的人，如果不是被逼的实在没有活路，如果不是被骗得实在惨不忍睹，老百姓绝不会走上造谣造假的道路。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批邓的根本原因，不是为了报复，不是为了算账，而是为了拯救中华民族。（文/张宏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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