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汉成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理论指导的，历经了三十多年后，诸多的改革既已有了过程，亦已有了结果。近些年来，关于邓小平理论的争论日趋增多。有人认为，中国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的。也有人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邓小平反复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搞两极分化，坚持共同富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而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不是邓小平理论导致的。毛泽东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
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用阶级斗争与阶级分析的观点，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全面地、历史地去分析、理解邓小平的理论，对于中国当前的拨乱反正，对于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均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近些年来，尽管一部分人从理论，哲学、逻辑等方面对“猫论”“先富论”“摸着石头过河论”等一系列论点进行了质疑，但笔者认为，虽然上述论点值得商榷，但并不足以危害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纵观邓小平理论，存在着以下两方面的误区：
一、误区之一：“改革”与“改制”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的国家政权的诞生，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经过三大改造实现的。一九五七年三大改造的完成，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标志着我国基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必要条件。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1979年，邓小平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6页《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1985年，邓小平又说：“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页《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79年，邓小平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第2卷第231页）他又说：“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邓小平文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2卷第168页）
关于我国在公有制条件下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1979年，邓小平说：“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文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2卷第163页、167页）
纵观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邓小平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不仅持肯定态度，而且认为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
第二，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我们虽然犯了错误，但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
第三，邓小平之所以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既消灭了剥削阶级又消灭了剥削条件，所以不会产生资产阶级。
然而，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在此期间，邓小平多次阐述表示要发展私有制经济。
在邓小平关于发展一部分私有制经济的思想指导下，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当前要注意为城市和乡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创造条件，并给予法律保护。特别是在以劳务为主和适宜分散经营的经济活动中，个体经济应该大力发展。”从此,私有制的复兴在中国拉开了序幕，
1988年，国务院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管理暂行条例》从此，私营经济在我国有了合法地位，中国的经济进入一个混合经济年代。
既然赞同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我国工农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消灭了剥削阶级与剥削条件，为什么还要让私有制卷土重来？采用私有制的方式来发展经济？重新创造剥削条件？是不是认为“三大改造”搞得太早了？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优越？是不是要重新补上资本主义一课？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制度，是社会主义“质”的核心主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纲。1974年10月20日，毛主席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从毛主席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所有制。因此，如果在社会主义中“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就抹杀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是一个涉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大是大非的问题。说穿了，这就不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制”了。
关于在改革中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的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4页《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1986年9月2日）“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3月7日，第3卷第111页）
从邓小平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理念是：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二、发展一部分私营经济，三、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四、如果产生资产阶级，那我们的改革就是走上邪路了。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课题：即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会不会产生剥削？会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与资产阶级？因此，判定邓小平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是实践，就是说，在发展一部分私有制经济的情况下，如果产生了两极分化与资产阶级，则说明邓小平的理论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同时也就说明中国的改革走上了邪路，反之，如果按照邓小平关于发展一部分私有制经济，中国并没有产生两极分化，也没有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则说明邓小平的理论是正确的，中国的改革没有走上邪路。
毫无疑义，邓小平所说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实际上就是发展一部分私有制经济，其目的是作为公用制经济的补充，他认为并不会影响到公有制为主体的地位，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但是，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发展私有制经济，就必然为剥削创造了条件，就必然会产生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基本常识，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价值的最基本的原理。令邓小平没有想到的是，在生活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在混合经济条件下，私有制经济实际上就是贿赂经济，私有制经济之门一旦开启，必将依附在公有制经济之上，吸公有制经济的精，喝公有制经济的血，疯狂的与公有制争夺原料与市场，使中小型公有制经济失去了了活力。由于邓小平的改革理论缺乏对私有制经济发展的规范与遏制，对私有制发展后果缺乏前瞻性，因此，在邓小平去世后，掀起了离经叛道的“改制”狂潮，虽然，邓小平理论始终强调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从来没有过关于“改制”的论述，但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私有制经济一步一步走向壮大，公有制一步一步被摧毁，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我们还是让实践与数据来说话吧：
一、我国的私有制经济已占整个国民经济的80﹪以上，生产资料所有权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准，这就说明邓小平所说的“公有制”为主体已不复存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已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
二、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7，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超出了社会容忍的“红线”。这就说明我国的两极分化是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三、《2010胡润财富报告》调查显示，截至2009年底，除香港、澳门、台湾之外的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中国的千万富豪人数已达87.5万人，相比2008年增长6.1%。其中，亿万富翁达到5.5万人，十亿富豪和百亿富豪分别有1900人和140人。百万富翁已不计其数！这就充分说明我国已经创造了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铁的事实印证了邓小平关于“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的论断。
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二、误区之二：防“左”与反右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新中国已成立了六十多年，有人将改革开放前后分为两个三十年。在前三十年中，中国的革命与建设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除了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之外，中国人民经历了两次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要搞清楚什么是“反右”，必须先搞清楚什么是右派？1980年,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4页《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邓小平不仅对反右作了肯定，而且对右派的性质做出了清楚的阐述，所谓“右派”,就是一股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的势力。因此，所谓“反右”，就是反击右派向共产党进攻的思潮。
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从反修防修出发的，旨在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转引自一九六七年《红旗杂志》第三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前三十年，毛泽东是将“反右”与“防修”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主线的。反右主要是打退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等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具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倾向的所谓知识“精英”们向共产党的猖狂进攻，而“防修”则是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右也好,防修也好,其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6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上述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因此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全面的否定。
在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期间，是以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在这三十多年中，虽然经济建设上也取得了发展，但是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上却出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1981年，邓小平说：“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9页《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我们今后不搞反右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0页《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1981年7月17日）此后,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多次作了“防左”的阐述。由此,从党的十四大开始，一直到十七大，新修订的党章中都有这样一段重要的论述：“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如上所述，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是将“防左”作为全党与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主线的。当然，邓小平所说的“左”指的是极左思潮，所谓“极左”就是将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斗争激烈化，路线斗争公开化。而不是常态下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左”，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理论需要通过实践的检验，虽然邓小平对“反右”斗争作了肯定，但他仍然强调主要是“防左”，而关于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与反修防修这一立论，邓小平是持否定与反对态度的。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重大问题：即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到底是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还是“左”的危险性？换言之，是“右”对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破坏性，还是“左”对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破坏性？因此，我们不妨将后三十年来的实践作为检验邓小平关于“防左”理论正确与否的依据，并作为判断反右与文化大革命正确与否的试金石，如果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中，并没有出现右派的干扰，而是屡屡出现“极左”思潮干扰了党和政府的经济工作，在政治上造成动乱，那么就证明邓小平将“防左”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主线是正确的，反之，如果出现了右派思潮，干扰与破坏了社会主义，则说明邓小平将“防左”作为政治工作主线的理论是一个误区。同样，如果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践证明了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则说明毛泽东对中国本身的实际实际情况估计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则说明毛泽东的估计确实是错误的，第二，那么则说明革命的对象没有搞错，反之，党内并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则说明毛泽东搞错了革命的对象。
事实胜于雄辩的是：由于文革遭受到了全面的否定，早在改革初期，全盘西化的言论就浊浪翻滚。党内外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所谓“精英”们就跳出来，掀起了一层又一层旨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浪。由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不仅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存有抵触情绪，且有同流合污之意。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成灾，出现了多次动乱的迹象。胡耀邦下台后，新上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重蹈胡耀邦覆辙，纵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精英”们变本加厉，最终导致了右派分子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利用学生反官倒、反腐败的情绪，与西方颠覆社会主义的势力相勾结，策动了一九八九年的学潮，而后又演变成为了一场政治动乱。致使在短短三年内倒台了两个党的总书记的历史悲剧。
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7页《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3月3日）从邓小平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定义来看，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与“右派分子”从理论、言论、目标上去看，如出一辙、一脉相承，没有丝毫的差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
胡耀邦、赵紫阳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不折不扣的“当权派”如果他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与人民的当权者，反之，如果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主张“全盘西化”的“精英”们同流合污，那么，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印证了毛泽东所说的“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论断！
邓小平说：“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综观建国后六十多年来，反右斗争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好，尽管这三次运动的说法不同，方式不同，但性质与目的是一致的，这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社会主义政治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为了保护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以“防左”作为政治工作的主线，实际上也就是颠倒了“反右”与“防左”的主次关系，在邓小平离开政坛后，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一、当政者对毛泽东思想讳莫如深，对阶级斗争是噤若寒蝉。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一步一步向资本主义转化。
二、九十年代中后期，举国掀起了“改制”大跃进，动摇与毁坏了社会主义的根基。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二十世纪初又将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冠之以“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称誉并广泛拉进各级党政权力机关，抹杀了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
三、虽然平息了一九八九年的政治动乱，但反毛、非毛者肆无忌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势力一刻也没有停息，危及了共产党的领导。
三、立场与方法
长期以来，很多人困惑不解，为什么邓小平1979年就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八十年代初期就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此后又多次反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中国的经济制度为什么还是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由于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方面又将“防左”作为改革中的政治主线，这就导致了思想与理论上的混乱，又由于改革产生了两极分化，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遭到毁坏，邓小平理论遭遇尴尬：一方面，对于新生的资产阶级，党的高层难以向民众解释。只好用“阶层”一词来解释，对于经济制度的改变，只好用“特色社会主义”来解释；另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的左派们也纷纷对邓小平的改革理论提出质疑，认为是邓小平理论成为了发展私有制经济的始作俑者，创造了新的资产阶级。由于邓小平提出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2页《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1989年10月26日）而梦想复辟资本主义的右派们则抱怨邓小平为他们全盘西化、全面走资本主义道路设置了障碍。因而不得不抬出胡耀邦、赵紫阳来贬低邓小平。
因此，坚持社会主义的人们必须用辩证的态度客观的对待邓小平的理论，虽然，邓小平理论存有误区，但是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毕竟反复多次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复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一九八九年自由化分子掀起动乱与暴乱中，与当年健在的老革命家们一道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动乱。否则，中国的社会主义将葬送在苏联之前，中国共产党也摆脱不了苏联共产党的命运。因此，从邓小平处理胡耀邦、赵紫阳与一九八九年对动乱事件的处理来看，虽然，邓小平颠倒了反右与“防左”的关系，但是当社会主义生死攸关时刻，当决定共产党命运的历史关口，他还是坚定不移的站在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上的。
在改革开放中，虽然，人们将邓小平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邓小平从来没有固守自己的个别论断。早在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就对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说：“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4页）从邓小平对华莱士说的话来看，对于改革的一系列举措，邓小平的心中也是没有底的，他认为都是一个试验，难免会犯错误，因此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不要变成大错误。
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动乱初期，邓小平就开始反思，他说：“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末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我们必须排除干扰。”（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8页《排除干扰，继续前进》1987年1月13日）
一九八九年的动乱之后，邓小平就开始对改革进行进一步的反思,他说“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5页《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
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必须付诸于指导实际工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采用的是人民民主的形式，试想，在反右与防修中，如果仅仅是通过写文章，发表讲话能够起到预期的效果吗？能够打退右派向党的进攻吗？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文革的开展形式就是通过群众运动，采取大批判的形式，谁要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人民就可以造你的反，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谁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人民就可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毫无疑问，采用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保护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是持反对态度的，与毛泽东截然不同的是，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面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处理胡耀邦的问题上，邓小平采用的是个人的权威，1987年1月20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说：“我们对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处理是合情合理的，可以说是处理得非常温和，问题解决得也很顺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1页《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1987年1月20日）1987年3月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拿中央的人事变动来说，我们历来对待这样性质的事总是过分，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这次用很温和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不搞运动，尽量缩小这个问题的范围，减轻这个问题的性质和分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7页《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3月3日）
从邓小平的上述论述看，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面对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不主张大张旗鼓的给予批判与反击，不主张搞群众运动，不主张让人民参与，而主张采取的是温和的形式。什么是温和的形式呢？这就是利用他个人的资历与在党内的威望逼使胡耀邦辞职。邓小平说：“我还要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众所周知，邓小平是我国老一代核心领导人，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去世后，复出工作后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在胡耀邦、赵紫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邓小平任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务，虽然没有担任党内外最高职务，但成了实际意义上的领导核心，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政治条件，但是，人总是要死的，这是一种客观的自然规律，但是，这一种历史背景与条件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是长久的，如果失去了这一种历史条件与背景，一旦政权掌握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者的手中、谁来启动国家机器？
对于这个问题，直至一九八九年经历了那场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开始反省，他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说：“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对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311页《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
综上所述，在邓小平主政的十年间，虽然他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复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由于他同时又强调将“防左”作为政治工作的主线，将人民的力量排除在局外，没有找到一个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付诸于实际工作中的方法，因而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成为了“孤家寡言”除了邓小平之外，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没有一以贯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能局限于书面与口头上，因而使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了一纸空文。
邓小平在离开主政后，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在南巡讲话中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1993年9月，他在与邓垦的谈话中，不无忧虑地说，“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更是警告“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也是大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这里，虽然邓小平提出来“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的论断，提出来“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命题，实际上也就是认同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然而，四项基本原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着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内涵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国建设与改革的路还很长，当前，邓小平理论仍然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既然邓小平理论存在着误区，那么，真正的共产党人就理应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出适时的调整，以回到社会主义正确的轨道上来。
二0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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