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历史】邓小平与刘伯承是中共在战争时期的一对著名搭档，两人自抗日战争之初并肩合作十载有余。关于“刘邓大军”也被后人演绎成诸多影视、文学作品流传甚广。作家文贝撰文《历史疑点重重的“刘邓”大军》指出，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129师及后来的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的战绩和作用被人为夸大，许多问题被遮蔽，需要进一步揭密，还历史以真面目。
文革后看着电影电视长大的一代人，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129师和第二野战军打下的，而且是在邓小平的指挥下。
《挺进大别山》、《解放大西南》、《廘战鲁西南》、《亮剑》、《百团大战》、《席卷大西南》、《南线大追击》、《大战宁沪杭》等很多电影电视都是歌颂刘邓部队的，即使在一些不是依战争为主题的作品，也总忘不了跟邓小平的部队挂上钩。而且在作品中把邓小平塑造成最高指挥员，不仅管政治而且参与战役指挥，刘伯承反而成了陪衬。这些都与事实不符，是对历史的误读。
129师首任政委是张浩。
1937年8月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参谋处长李达。政训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团以上单位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张浩改任师政治委员。后来提及115师几乎见不到张浩的名字，其实他才是115师的首任政委。当时的政训主任是国民党军队编制，在中共军队里相当于政委。120师的政训主任是关向应，115师的政训主任是罗荣桓，后来都改任政委。
129师由原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部队改编而成，包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4、第31军，西北红军第29、第30军和独立第1至第4团，以及第15军团的骑兵团等。
385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唐天际。769团团长陈锡联、副团长汪乃贵。
770团团长张才千、副团长胡奇才。
386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政训处主任王新亭、参谋长李聚奎。771团团长徐深吉、政训处主任吴富善、副团长韩东山、参谋长黄新友。772团团长叶成焕、政训处主任谢富治、副团长王近山、参谋长孙继先;后方总留守处政治部主任肖劲光，教导团团长张贤约。
从1937年9月开始，部队9100人在刘伯承、张浩等领导下，先后夜袭阳明堡机场，炸毁敌机24架，并在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地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随后又粉碎了日军的六路围攻。到1937年底，部队已扩大到六个团，兵力达到13000余人，建立了辽县、磁县等20多个县的抗日政权组织。11月中旬，129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关于建立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于同蒲铁路以东、正太铁路以南、平汉铁路石家庄至磁县段以西地区展开，并派出多批游击支队和工作团深入晋冀豫边广大地区，配合当地中共组织，建立抗日政权，组织群众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张浩原名林育英(1942年因病去世，毛泽东亲自执绋)，是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与林彪、林育南是堂兄弟关系。曾任129师的前身援西军政治委员，与刘伯承一起，为肃清张国焘路线在部队中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调任129师政委前是中共中央工农部长。他和刘伯承一道，领导并发动组织了工人游击队、自卫队15支。培训地方干部和军队将士，昼夜工作。结果劳累使得身体渐渐虚弱，多次在工作中晕倒昏迷。后来大脑经常发痛，不得不戴健脑器工作。鉴于张浩政委的身体情况，刘伯承及时将情况向八路军总部和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
据时任参谋处长，解放后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李达在回忆张浩的一篇文章中说，张浩之所以劳累过度还有129师内部的原因。：第一，129师的基础是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大多是张国焘提拔起来的，执行张国焘路线也很卖力，处理张国焘的问题时，这一部分人没有相应处理;第二，几乎所有的干部战士都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想不通，特别是对身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头带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非常反感。第三，红四方面军过去善于打大仗、恶仗，长于阵地进攻和阵地防御，抗战开始后，要以打游击战为主，干部战士一下子难以适应这个变化。张浩以前一直在白区工作，未带过兵，在部队没有任何基础，要带好部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张浩以自己的高尚风格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129师全体指战员的爱戴。不仅如此，他还要负责与国民党军打交道。
中央经研究决定，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任129师政委一职。没有张浩的因病离职，也许就没有邓小平的后来，历史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刘伯承没有推荐邓小平任政委。
2006年6月山西老人报发表一篇以采访刘伯承警卫员王泉云并署名刘邦昆的一篇文章，提出是刘伯承推荐的邓小平。文章讲的头头是道，连当时毛泽东与刘伯承的对话都讲的清清楚楚。
然而，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在《人民政协报》(2006.7.20)发表《从纠正几个史实引出的对往事的回忆》一文，公开辟谣说：“毛主席召刘伯承回延安一事，根据历史记载，1937年9月30日至1938年1月6日这段时间，刘伯承未回过延安，他回延安的时间是1943年10月，因而与毛主席的谈话没有发生过。”“在邓小平担任129师政委前，他没有与之一起工作和生活过，他是不了解邓小平的，他不可能提出让邓小平当129师政委。”
据李达文章表述“毛泽东接电后，当即与张闻天等人商量，决定调张浩回延安，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替129师政委一职。”没有提及刘伯承专门回延安举荐邓小平一事。
邓小平由刘华清(时任任第386旅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护送于1938年1月18日到达129师师部，1月27日才见到刘伯承师长。
被夸大的129师抗战战果。
1938年2月15日，129师师部转移到有太行山依托的晋冀豫地区。目的是钳制日军向黄河防线的进攻，配合晋南国民党军和晋西北、晋西南的八路军作战。并在2月至3月间参加了正太铁路和邯(郸)长(治)公路沿线的交通破袭战和伏击战，先后取得了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胜利。此后，129师一直在晋冀鲁豫地区作战，并参加了百团大战。
1945年8月成立由129师和115师合成的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任副司令员，薄一波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原参谋长倪志亮从转任晋冀豫军区司令员后走下坡路，解放后仅以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被授少将军衔，而当年手下的团长却授上将衔)，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
按照官方说法，129师部队由出师抗战时的9100人发展到抗战结束时近30万人。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129师歼灭日伪军达42万余人。这个牛吹的有点过了，因为中国战场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歼灭日军数量不超过45万(不含最后日本宣布投降和苏军歼敌数)。投降日军的伪军在一百万左右。
是挺进大别山还是败退大别山。
1947年6月，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1、第2、第3、第6纵队13万人组成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亦称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创建大别山根据地。
陈赓谢富治率领第四纵队(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委的太岳军区部队)、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黄镇的太行军区)、第三十八军(原西北军，军长孔从洲，政委汪锋)以及太岳军区22旅(原四纵11旅，后来与国民党起义部队合编，成为14军的前身。旅长李成芳，政委胡永贵)合并组建的陈谢集团八万多人挺进豫西，开辟豫陕鄂解放区。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一直被说成是到大别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是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的开始。然而此时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已经展开了战略反攻，至1948年3月15日，东北野战军发动的冬季攻势作战，解放区的面积扩大到全东北的97%，解放区人口占东北的86%。彭德怀指挥的仅4.6万部队与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发动了榆林战役。陈粟指挥的华东野战军1947年内外线作战，粉碎了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随后36万人挥师华东，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固战役，济南战役等彻底改变了华东地区两军的力量对比。
由刘邓大军分兵出来的陈赓谢富治指挥的陈谢集团南征1年，歼敌11万余人，解放了包括洛阳郑州在内城市511座，解放人口近千万，建立了日益巩固的豫陕鄂解放区。
而刘邓指挥的十三万大军被国民党军队追着打，不得不跑向山区躲藏。装备辎重都扔了，人员损失一半。即使这样，也是在陈毅带领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策应下才得以保全。自1947年8月27日进入大别山，到1948年3月28日主力转出大别山，历时7个月，换得的代价是13万人挺进，不足7万人出来。虽然有中央决策的问题，但战场指挥员的失误是造成这种结果的重要因素。究竟是挺进大别山还是败退大别山，值得研究。
解放战争第二野战军作用被夸大。
1948年8月刘邓大军从大别山出来进入豫西，与陈谢集团部队、曾绍山任司令员，彭涛兼政治委员的皖西军区、张国华任司令员，吴芝圃任政治委员的豫皖苏军区、李成芳任代司令员，张玺任政治委员的豫西军区、刘金轩任司令员，汪锋任政治委员的陕南军区、张才干任司令员，刘建勋任政治委员的江汉军区，王宏坤任司令员，刘志坚任政治委员的桐柏军区，王树声任司令员，段君毅任政治委员鄂豫军区等7个军区组成中原野战军。
1948年10月在毛泽东电报命令下，中原野战军才向淮海地区靠拢。而且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根本没有参加。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野战军辖第3、第4、第5兵团。
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由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兼任司令员及政治委员。段君毅任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淮海战役是在华东野战军气势正盛的时候展开的。此时由各军区组成的十几万刘邓大军与粟裕指挥的几十万大军没法比，不仅曾经战败的阴影，而且装备极差。不得不靠陈粟华东野战军的施舍过日子。
有回忆文章提到刘伯承的第一反应是：“我连武器都没有，怎么打?”邓小平则说：“就是打光了也要打。”表面上显示邓小平的决心，恰恰反映了刘邓大军当时的难堪境地。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是山东兵团的王建安、谭震林和宋时轮、刘培善指挥的几个纵队，消灭了黄伯滔兵团。第二阶段虽然中原野战军参战，却是在华东野战军抽调5个纵队加炮兵纵队由参谋长陈士渠指挥加入战斗后，完成对黄维兵团的最后胜利。第三阶段刘伯承陈毅到中央汇报，中原野战军在邓小平领导下休整。华东野战军全部歼灭了杜聿明集团近20万人，活捉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整个淮海战役刘邓的中原野战军只有履行封堵打援的任务。
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后来回忆其父说过这样的话：“淮海战役主要还是华东野战军打的。我们中野武器装备差，兵力少，打黄维时是瘦狗拉硬屎，幸亏有粟裕派来部队及时支持，否则我们中野打光了也打不下来。”
堂堂的中原野战军在整个淮海战役中只负责堵口子，打增援。
1949年，渡江战役前，刘伯承在指挥室里对邓小平说：“将来过了江，我就不带兵了，把部队都交给粟裕，我去办一所军校，教出更多的粟裕来”，从这段话可见刘伯承的光明磊落和对粟裕指挥才能的肯定。毛泽东更是把淮海战役说成是“粟裕硬把夹生饭吃了下去”。充分说明淮海战役谁唱主角谁是配角。
而邓小平却在79年的文选中恬不知耻的说出“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说这种贻笑大方的话也不脸红。
至于说解放战争时期第二野战军歼敌数更是难以区分，因为从淮海战役开始，各野战军都是联合作战。在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很多歼灭战都是赶鸭子式的。
刘伯承的正规战不适合游击战。
毛泽东逝世后，由于邓小平上台主政，邓小平的129师被无限拔高，成了抗日和解放战争的主力。一些重新上台的二野战将们借邓小平的威风，到处吹嘘夸大战果。一些电影电视主题都围绕着邓小平做文章，误导了社会，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史和解放战争史走向了歧路。
比如关家恼作战。129师几个团上万人围攻敌冈崎大队(营)600多人无法取胜，连彭德怀都称之为败仗。然而在彭德怀去世后，许多人把错误归结到彭德怀身上。这些人也不想想，即使这场仗不该打，二十几倍于敌的129师打不过日军一个营，自损两千人还被大部逃脱，在那儿也说不过去。
彭德怀与刘伯承历史上就有矛盾，更多的是工作方法和习惯上的。
1933年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曾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红军在南丰作战中，彭德怀曾大骂：“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
1944年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认为百团大战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这也是针对彭德怀的，而且是庐山会议彭德怀罪状之一。
解放初期，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全力打造“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学校”。被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刘伯承受到批判，被迫辞去院长兼政委的职务。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来自刘伯承二野的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几乎全师覆灭。彭德怀批评三兵团司令王近山时，含沙射影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
即使两人如此多的矛盾纠结，在彭德怀被打倒后，刘伯承仍然说“彭德怀整过我，但不是出于私心”。
纵观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野战军，兵力最足的当属三野和四野。一野因为担负的只是中央安全，大兵团作战经验不足，只是到最后与晋绥军区重组，最高时总兵力达到34万人。二野在挺进大别山时伤了元气，最高时也只有28万，是四大野战军兵力最少的。三野最多时兵力超过82万，而四野最富，总兵力达到150万。这也是外军把三野和四野称作是正规军，一野和二野称作游击队的原因。
刘伯承也算是生不逢时，虽为一代名将，野战能力并不高。一方面是他率领的第二野战军，抗日时期默默无闻，解放战争因为千里跃进大别山伤了元气，没有单独完成重大战役。另一方面由于邓小平的瞎折腾，夺走了他很多功劳。加之解放后不得济，既不像邓小平那样三起三落惹人眼球，又不似林彪那样死的轰轰烈烈。本想在军事教学方面开拓一片新天地，未料遇到了彭德怀这种死缠烂打。只好退居幕后，乐得休闲自得。
虽然如此，二野的作战指挥还是刘伯承当家，邓小平只是陪衬。然而在邓小平主政时，各种宣传都是“邓政委”，把刘伯承这个作战实际指挥者撇到了一边。
邓小平与刘伯承的关系并不融洽。
在邓小平和其子女的回忆文章里，他与刘伯承的关系简直比亲兄弟还亲。然而许多文章都提及到两人矛盾较深。
刘伯承与邓小平在挺进大别山时隔阂就很深，闹到不在一起吃饭的地步。据说毛泽东派陈毅担任副司令时说“两个四川人吵架，你这个四川人去劝劝。”(引自：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第364页)。
刘伯承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受到批判，邓小平是中央反教条主义的领导小组组长。是他组织和领导了对刘伯承的批判，而且直到1986年刘伯承去世，仍不给他平反。
据说刘伯承儿子刘太行曾说过这样的话：“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伯承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果然，李达打了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又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
刘伯承的二女儿刘弥群在接受研究者采访时也说出了几乎同样的事实，并说她母亲给邓小平写了信，并抄报给每个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志，徐帅、聂帅、叶帅办公室都打来电话过问，刘伯承最终才获平反。
一个来源于日本学者透露的消息被国内媒体以《刘伯承给华国锋的“特殊遗嘱”否则不进八宝山》报道出来，中心意思是刘伯承要邓小平在他死后致悼词。然而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却辟谣说：“大家都知道，刘伯承是在301医院逝世的，逝世前未提出过谁来当追悼会主持人的问题。父亲逝世当天下午我急匆匆赶到医院，上电梯时，碰见了温家宝同志，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旁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我进入客厅时，杨尚昆同志早就到了，后来洪学智同志也来了。杨尚昆对温家宝说：“刘伯承同志的追悼会，中央要研究，刘伯承同志对中国革命是有重大贡献的，也是很有影响的人。”、“关于追悼会的事，我们完全是按照中央的程序办的，刘伯承是我的父亲，但他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一生行为规范、缜密，严格遵守党纪，任何时候都是按党的规定和要求办事。我们作为刘伯承同志的亲人，在开追悼会这个问题上，一直遵循刘伯承同志的遗志，所以追悼会从时间、地点、规模和主持追悼会的人以及致悼词的人都是中央决定的，我们家里的人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如果说刘伯承有遗嘱的话，那就是要求我“自食其力，实实在在为国为人民做些好事。”
刘伯承的女儿刘弥群说：“我父亲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我母亲提出，在我父亲盖棺定论前，一定要请组织给我父亲平反，她说，这不是刘伯承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跟我父亲一起工作的许多同志的问题，关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么搞的问题。当时我母亲还说，全国连胡风都平反了，为什么不给我父亲平反。我们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亲的意见，后来卓琳(邓小平夫人)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做好母亲的工作，要听中央的话，就是让我母亲不再提平反的事。当时我们也得到另外的信息，在85年开军队院校会议前，张震和杨得志两位领导同志感到军队只提革命化是不够的，需要提现代化和正规化。给刘帅平反迫在眉睫，因此他们两个人亲自向邓小平汇报，请示给刘帅平反事，邓沉默许久后说：“我就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小组长!”他们两人无言以对，邓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不能平反。”
“因此，我母亲认为平反有一定难度，需要加大力度，于是正式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写了信并抄报给每个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志，要求平反。徐帅、聂帅、叶帅办公室都打来电话过问此事，并说已向邓办反映了意见，要求给以平反。第二天组织上告诉我母亲，一切问题解决了。一是平反了。二是相应的悼词也改了。三是补发了一套新87式军装。因为我父亲一辈子都是军人，但是最后一次没有给我父亲发新军装，我母亲要求在遗体告别时我父亲要身着军装，但组织上也一直没有给以答复，现在就算补发了一套新军装吧。就这样我们全家的愿望都达到了。这么快就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我想与邓希望如期召开追悼会有关，如推迟召开，广大群众一定会生疑。”
刘伯承1986年去世，死前已为中央军委主席实权在握的邓小平没有给他平反，估计那只健康的眼一定闭不上。
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129师及后来的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的战绩和作用被人为夸大，许多问题被遮蔽，需要进一步揭密，还历史以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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